邓稼先在用手比划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大小
1958年中秋，钱三强找到邓稼先：“小邓，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事情，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接着，他又严肃地说：“这可是光荣的任务啊！”1958年8月，邓稼先研究核武器的秘密历程在北京城外北郊的一大片高粱地开始了。那块地方划出来作为他们的院址，叫作三号院。邓稼先和新毕业的大学生一起，全部投入施工行列。他们毫无怨言地挑土、平地、修路、抹灰、砌墙，修建准备存放苏联答应要给原子弹模型的库房。但后来，原子弹模型没有等到，苏联专家却撤走了。1959年6月，二机部刘杰部长向当时的九所组长以上人员交底，他对邓稼先说：“你要有思想准备，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自己干。”高粱地上刚刚盖起的一座灰楼，成了中国核武器研制最早的阵地。邓稼先和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周光召、陈能宽、龙文光、疏松桂等专家先后集结在这里，秘密地进行着原子弹技术的艰难攻关。封存在仓库中的几十个麻袋的计算草稿，是邓稼先率领的理论设计队伍艰苦攻关的记录。当年他们最先进的运算工具，就是两架每秒300次的“乌拉尔”计算机，许多数据还要靠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是古老的算盘来计算。就这样，邓稼先和战友们夜以继日，加班加点，靠着那些近乎原始的计算工具，连续进行运算，终于解开谜底、攻破难关，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资料来源：追忆邓稼先：永恒绽放的马兰花.解放军报，2018-09-12
1949年摄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左起：杨振宁、邓稼先、杨振平）
“两弹元勋”邓稼先，当年作为总指挥，每次核试验，都要带头钻到巷道里去取样，甚至还要跑到沙漠里寻找爆炸后的原子弹碎片。由于当时的防护条件很差，天长日久，他的身体遭受超剂量的核辐射。1986年，邓稼先因全身核辐射造成大面积溶血性出血，被迫住进北京的一家医院。住院期间，他的好友杨振宁来探望时，曾问他：“研究原子弹，国家究竟给了你多少奖金？”邓稼先回答：“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当年原子弹爆炸成功，国家给的奖金是1万元，加上单位拿出的十几万元，最终按10元、5元、3元三个档次，分别发给当时从事研制的科研人员。邓稼先拿的是10元。这点奖金，现在看来，的确是可怜兮兮，不值一提。但重要的是，获奖者的着眼点不在这里，而是“志存高远”。邓稼先的感人事迹和精神境界，为此作出了鲜明注脚。曾经有一位战友问他：“稼先，你说再过几十年，人们还记得我们这些人的名字吗？”邓稼先微微一笑，说：“记得或者不记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为国家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他想的，绝不是奖金之类的个人名利，而是为了深爱的祖国和人民，自己该做的事做到了没有？他是这样说的，更为此践行了一生。
资料来源： 邓稼先的十元奖金.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年09月11日
1979年摄于新疆核试验基地，左起：邓稼先、赵敬璞
1979年9月13日，在新疆的戈壁滩进行一次空投氢弹核试验。在试验时，飞机空投失败，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面。指挥部立即派出一百多名防化兵搜寻事故现场，都没有找到核弹的碎片。邓稼先想到其他同志不一定能准确辨认出核弹碎片，自己又希望获得第一手的实验数据，找出这次实验失败的原因。于是决定亲自到试验场勘察情况，遭到现场人员的强烈反对：“您是院长，您怎么能去呢？”他却说：“就因为我是院长，所以我必须去。”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让邓稼先义无反顾冲到试验场并最终找到了核弹的碎片，近距离进行观测研究。通过他的分析，最终确定并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飞机在空投时降落伞没有打开，核弹直接从高空摔落到地上，由于距离太远摔成了碎片，与核弹的技术研究完全没有关系，只是操作上出现了失误。查明真相的邓稼先长吁了一口气，但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肯定有事了，他对核弹的放射性危害再清楚不过了，仅仅一克重的钚就可以毒死一百万只鸽子，一旦侵入人体就极易被骨髓吸收，对人体的伤害就不言而喻。核辐射后果毋庸赘述，平常不爱拍照的邓稼先，主动要求与赵敬璞副部长拍了一张合影。至于为什么拍这张照片，邓稼先没说，或许是不舍这份神圣的事业，舍不下一同奋斗攻关的战友！几天后，邓稼先到北京的医院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液里有很强的放射性，白血球内染色体已呈粉末状，肝脏也受到损伤。看到检查报告，邓稼先深深地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资料来源：走进“两弹城”红色历史博物馆——聆听邓稼先.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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