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钤与我相识已有半个多世纪了。1945年我们一起在四川綦江电化冶炼厂工作。他在平炉钢厂，我在炼铜厂，相距较远，但由于我们同住在一个山坡上，再加我们又是老乡，所以交往较多。1945年抗战胜利，兴钤在邵象华带领下到了鞍山钢铁公司。我仍留在綦江本厂，一直到1947年我申请调鞍山被批准后才离开。那时，国内战争已如火如荼，我到达鞍山时兴钤已离开鞍山去美国深造。

　　1948年2月，我深感国内混乱不堪，便产生了出国深造的念头。1946年我曾通过考试取得了一个出国留学的资格，但还缺少一个国外大学录取通知。我便写信给在美国科士理工学院进修的张兴钤，两个月后便接到一张批准入学的通知。据此我办理了出国手续，并于1948年8月成行，但因在美国不同城市求学，我们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我读完博士学位以后，因为不能回国，便在麻省理工学院得到一个Researchassociate的职位。

　　彼时兴钤在麻省理工学院得到博士学位后继续在那里作研究，我们找到志同道合的王志忠和林正仙博士，在Charle河对岸波士顿市区内的Marborough街457号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不久，志忠结婚搬走，只剩下我们三人，人们分别称我们为大张、小林和老师，其实我们的年龄相差也只有一岁。我们三人的性格和习惯相去甚远，但我们相处甚佳。大张好读书看报，是一个“烟鬼”，哪怕到半夜，发现没烟抽，也要下楼到街上的便利店买一包烟回来才能入睡。小林是一位文雅少言的学者，好听古典音乐，他听音乐是那样执着，这样也使我养成了听音乐的习惯。我没有什么嗜好，但好管闲事，所以在我们这个“小家庭”里，买菜、做饭、管账是我的事。

　　我们三人虽然性格各异，但每个人的包容性都很强，特别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争取早日回到祖国。为此，兴钤买了一部车，因为他既不爱出游，且从住处到实验室只有不到20分钟的路程，买车主要用于来往于波士顿、纽约和费城之间，从1952年到1954年不知跑过多少趟，不消说，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我们三人同行。同时，我们的住所也是东部留美学生争取回国的联络点。为了扩大宣传和控诉美国政府无理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我们还买了一台油印机，白天上班晚上印，发出数以千计的公开信和控诉书，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同情。我们这个联络点不但与美国东部有志回国的留学生互通消息，还与西部和中西部的学生经常通电话。

　　1953年我们想尽办法给周总理写了信。中国向美国提出了释放中国留美学生的合理要求，而美国却提出以释放被扣留在中国的11名飞行员作为交换条件。一时美国媒体大肆宣扬，除广播电台连篇累牍地进行宣传以外，报纸记者也不甘示弱，首先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到公寓采访了我们三人。采访后以通栏大标题写出“海湾区的五名美国培养的中国留学生要回到红色中国”，并刊登了我们三人的照片。这张照片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大报上都刊登过。斗争取得胜利后，美国国务院公布批准回国的76个人名单，我们三人都在其中。

　　这条船上只有两位学冶金材料的，大张分配到了北京钢铁学院，我则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兴钤在钢院工作期间，每逢我到北京出差，差不多都要找他聊天，但自他60年代初调到二机部后，就完全断绝了来往，直至1979年在我出访美国前，征求他在美国有无需要我办的事情，1991年他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以后，交往就更多了。兴钤回国后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我无从知晓（他在保密单位），但在麻省理工学院那一段，他做出了十分重要的工作，即用显微镜直接观察的方法，对材料在高温下的蠕变行为做出了经典性的工作。50年代当我们住在一起时，有时半夜他都到实验室观察材料的蠕变行为，可见他对工作的认真程度。

　　兴钤淡泊名利。在他被推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候选人时，请他提供材料，他不很认真，后经推荐人修改才交到学部联合办公室。确实如此，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办事十分认真，为人随和，是一位道德高尚、受人尊敬的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