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1978年12月25日在邓小平访美前夕，我国向美国派遣了50多位首批访问学者，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我作为成员之一到了美国。在美期间我有幸先后在著名的华裔物理学家沈元壤教授和著名的生物学家蒲幕明教授的实验室工作(现今他俩都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在他们的影响和帮助下，我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大转折，我科研工作的重心由凝聚态物理转至生物物理领域。踏出国门后，对我学术思想冲击最大的一点是，没想到在美国的大学中对生命科学如此的重视，几乎没有一所著名的大学不设有很强的生物系。以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MIT)为例，它不仅有世界一流的工科，而且也有世界一流的生物系，联想起清华大学多年来虽有中国的MIT这一美誉，但自1952年清华生物系并入北大等校后，在近三分之一的世纪中，生命科学在清华园却长期处于空白状态，诺大的清华园在数千名教工中几乎找不出一个科班学生物出身的教师。没有生命科学的清华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吗？我心中响起了巨大的问号，我禁不住奋笔疾书，向清华校领导汇报了我赴美后的感受并建议清华应尽早恢复和重建生物系。
1981年我从美国返回清华，继续为重建生物系奔走呼号。虽然也有波折和争论，清华的校领导最终决定要筹建生物系。1983年校领导口头任命我为筹建小组组长，负责开展国内外有关生命科学发展状况的调研，并准备复建生物系的具体方案。为了重建生物系，我不仅要争取像蒲幕明这样的旅美华裔生物学家的支持，同时也要争取国内著名生物学家的指导和帮助。为此我数月内密集地拜访了在京沪两地几乎所有著名的生物学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邹承鲁教授当然是我要重点拜访的对象。
大约是在1983年底或1984年初，我在邹先生的办公室拜会了他，与数年前在他家偶遇不同，这次拜访前我已经查阅了邹先生的生平简历，知道他曾是西南联大的高才生，毕业后赴英国剑桥深造并获生化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及北京生物物理所工作，在合成胰岛素及酶学研究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贡献。知道他的经历，对他的敬重油然而生。当时他很忙，上班时间一般不接待客人，能同意安排约见我，我想主要是看在清华的面子，我知道我们交谈的时间不能长，我必须将我的来意和清华要恢复生物系的意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表达清楚并争取他的首肯和支持。虽然时间紧迫，但为了拉近他与我的距离，我特意提到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清华、北大、南开被迫南迁并在昆明共建西南联大的这段历史。我故意问他当年在西南联大化学系就读时，教他数理化以及生物的教授中有哪些是原清华的教授，他如数家珍地报了一串教授的大名。我接着说清华历来将曾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称为自己的校友，例如李政道、杨振宁等。如此说来邹先生也应是清华的校友，也就是我的学长和前辈，只是过去清华没有生物系，一些身为清华校友的著名的生物学家与清华疏于联系，相信重建生物系后这种状况会立即改观。
他静静地听完我的叙述，然后简短谈了三点意见：第一是说清华现在意识到生命科学的重要，决定要恢复重建生物系，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第二是他告诫我们：任务将是艰巨的。他说搞生命科学与搞理论物理不同，生命科学不仅需要重视理论还要进行大量的实验，既然要建系就必须要建立配套的实验室并引进必要的先进设备，这意味着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和足够的科研教学实验室。第三他指出更为重要的是：要有优秀的人才，他说这正是清华当前最欠缺的，他要我们有思想准备，不经过长期多年的努力是建不成一个像样的生物系的。临别前他表示虽然他很忙，但若清华需要他会力所能及地帮忙。
邹先生是那种一诺千金的严肃学者，他既然答应了帮忙就长期一贯地关心并指导着清华生物系的复建和发展。他是清华生物系最早的兼职教授和高级顾问。他常给复系不久的生物系师生作学术讲座甚至直接给学生讲课，更为难得的是他直接为清华生物系培养博士生。
1984年清华生物系刚刚建立，学校就选派已获应用化学硕士学位的周海梦到邹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在邹先生的培养和指导下，周海梦于1986年2月毕业并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同年6月，邹先生进一步推荐周海梦去哈佛医学院的美国科学院院士Vallee BL教授处攻读博士后。名出高徒，周海梦在哈佛完成了博士后阶段返回清华时，他不仅是当年清华生物系第一个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也是第一个在国外一流大学有过博士后经历的教师。他自然的成为系内教学科研的主要骨干，多年来他不仅教学认真教学效果好，而且科研工作也很出色，是系内发表SCI收录论文最多的教授之一。他在清华生物系系主任的任期内，全系在教学、科研、人才引进等各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应当说邹先生为清华培养的这位弟子、为清华生物系的复建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7年周海梦与邹承鲁、李林在波士顿的合影
邹先生对清华生物系的支持是长期的，在他的晚年，他的另一位著名弟子--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理事长，著名的生化学家王志新院士也加盟清华生物系。王志新回归清华母校清华是十分自然的事。但令我意外的是：这位担任中国一级学会理事长，并曾担任中国科学院著名大所所长的院士来清华后居然要求学校不安排他担任任何的行政职务，在这个追求"学而优则仕"的浮噪年代，他有这种心态和境界实属难能可贵，在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邹承鲁先生那种淡泊名利醉心科学的遗风傲骨！
光阴似箭，数年前沉痛哀悼邹先生去世的场面尚未淡去，转眼又到纪念邹先生诞辰90周年的日子。回顾邹先生的生平，我认为他一生体现的两股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提倡的：首先是他热爱科学追求创新的精神。1946年，年仅23岁的他以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第一名的骄人成绩被英庚款公费出国留学录取并赴剑桥大学深造。1951年28岁时就获得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更令人赞叹的是他在研究生期间居然单独署名将研究论文发表在英国Nature杂志上。半世纪前，一个来自贫穷落后旧中国的青年能以开创性的成果在国际顶尖刊物上单独署名发表论文这是何等的令人难以置信，这表明，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具有卓越的创新精神和能力。从1951年回国直至他病重去世，数十年如一日，邹先生从未离开过科研第一线。无怪乎他一生中能在生物化学领域作出了如此众多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开创性工作，以至能两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四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二等奖以及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生物学奖等等。邹先生的一生是热爱科学和追求创新的一生，在当今的形势下下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前提是要发扬我国科技的创新精神，我认为邹先生为广大的科技工作者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第二点值得我们学习的是邹先生热爱祖国报效人民的突出精神。1951年，不到而立之年的他已开始在国际生化界崭露头角，以他的智商和才华，倘若他当年继续留在英国，我相信国际生化学界定会看到一个以邹承鲁命名的科技新星从剑桥冉冉升起。可是，处在人生创造力最旺盛的黄金年龄的邹先生却义无反顾地回到刚刚历经战乱、百废待兴的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既缺资金又缺设备，开展国际交流则更为困难，可以想象他从剑桥回到中国面临的落差有多大。但是邹先生回国了，虽然他没有说过或写过"热爱祖国报效人民"的豪言壮语，但是他以自己的行动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刻下了这庄严的八个大字，难道这不值得我们，特别是从海外归来的学子们认真学习和提倡吗？
最后，我要深情地说：虽然您已离我们远去，但您的精神和您的音容笑貌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本文刊登于《生命的化学》 2013, 33(2): 9-11）
（作者：赵南明）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第六、七届理事长）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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